导读

Foreword


(资料图片)

本文作者为需求清单Needlist的联合创始人,作为投身于社会企业运营的一线实践者,她们在文中结合自身公司在初创阶段的融资过程,对当下的影响力投资生态中暴露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针对生态中的不同主体提出了对应的建议。作者希望通过她们的呼吁,能够引发对诸多影响力投资幻象的思考,从而塑造一个能够更加真实有效地给予社会企业家支持,助推他们解决系统性问题的投资环境。

插图:加里·桑迪·威尔士

去年,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创业公司取得了一项96%女性创始人未能达成的里程碑式成就:公司收入突破了百万美元。这就像终于登顶了一座难以攀爬的山峰。

我们创办需求清单(NeedsList)的发心是建立一个 "援助匹配登记处"——在危机时刻能够将需求与资源相匹配的解决方案软件。我们对它的规划不仅仅是一家科技创业公司,我们更远大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修复这个摇摇欲坠的人道主义援助系统。在一次次危机中表明,该系统向社区提供资源的能力已然落后。

在头六年中,我们成功获得了风险投资,并且完成了难以达到的收入目标,使影响力扩大了三倍。6月,我们与Google.org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拓展了我们的模式,使收入在今年有望实现再次翻倍。这意味着我们终于实现了初创公司的曲棍球效应,看到成功的高点。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想庆祝。我们知道,对于试图解决全球性挑战的社会企业家来说,这个系统是被操纵的。在每一个成就的背后,都反应着社会创新投资环境的不完善。我们也知道,达成这些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是白人,持有美国护照,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本文中,我们将与大家一同探讨我们通过影响力投资者、企业合作、拨款和竞赛来融资的过程,这往往是有些令人沮丧的。希望通过分享我们自身以及同行的经验,去论证当下的影响力投资生态需要被重塑,从而能够更加真实有效地去支持社会企业家,解决他们正在着手的全球性问题。

问题的源起:营利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并非二元论

我们很早就决定将需求清单设立为一家使命驱动型的营利公司。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想被我们的用户,这些使用我们软件的非营利组织,视作筹款的竞争对象。我们有一个可靠的收入模型,通过向使用该软件的企业收取费用,实现平台在财务上可持续。我们相信营利性公司是扩大规模实现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最近采访了我们发声(译者注:我们发声Natakallam,旨在利用自由职业者的数字经济来为难民、流离失所者及其所在社区提供收入。)的创始人艾琳·萨拉(Aline Sara),她告诉我们:“选择作为一家营利性公司,是因为通过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可以减少对捐赠的依赖,从而产生更长远持久的影响。”

但投资者对我们的决定保有质疑。在创投会上,尽管我们展示了周全的商业计划和收入模式,但他们反复质疑我们为什么不去做非营利组织,好像作为一家公司兼顾营利和解决全球问题是不道德的。

马纳尔·卡希(Manal Kahi)告诉我们她有类似的经历。卡希是食出心裁(Eat Offbeat)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这是一家由难民运作的食品公司,提供由难民设计与制作的膳食。自成立以来,食出心裁已经在纽约市提供了超过25万份餐食,并因其影响力而斩获了多个奖项。但是,正如卡希所说,投资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当我们与投资者谈论一个有社会意识、有社会影响的业务时,他们会立即给你贴上非营利组织的标签,且不愿投资……这甚至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阻碍之一。”

由于人们的刻板观念有非营利组织能够且应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许多社会企业家仰屋窃叹。我们要么继续依赖赠款和捐助资金,要么必须不断向投资者和公众证明我们的创业项目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棘手的问题密切相关。

投资的海市蜃楼

一个更大的难点在于,对于早期影响力企业的融资机制很有限。仅有的机制往往也并不能完全适配需求或者会将影响力企业锁定在一味追求扩大规模和获取回报的风投模式中。资金难寻,尽管社会企业投资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少有基金去支持处于概念测试或种子阶段的创业者。2020年,在所有可投资资产中只有2%投给了影响力企业。加之性别和种族偏见,2021年所有风投资金中仅有2%流向了女性创业者,而由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创始人领导的初创企业获得的资金则少于1%——你可以想象早期影响力创始人对投资有多么渴求。

我们的故事就是这段斗争的象征。尽管从我们推出测试版那天起平台就创造了收入,但仍花了近18个月的时间才拿到80万美元的pre-seed投资。导师们通常会给我们相似的建议:去追寻性别视角投资者;申请创业加速器;在尽可能多的比赛中自荐。我们照做了:具有性别视角的投资者在所有投资者中比例很小,但我们还是极力去寻求他们的支持;我们被挪威一个著名的影响力加速器所接纳;我们赢得了费城的本·富兰克林技术合作伙伴(Ben Franklin Technology Partners)的乡村资本(Village Capital )创业加速器;我们于多个企业赞助的活动中进行了推介……

但在2020年底,我们决定停止参加竞赛和创投会。尽管现实中它们是拉近业务与潜在投资者的捷径之一,但我们对这些活动失之所望。大品牌纷纷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创业浪潮中,使出浑身解数,高频赞助比赛,提供现金奖励,并承诺在广告中支持女性或BIPOC(译者注:BIPOC,为黑人Black、土著Indigenous、People of Color有色人种的缩写)经营的公司。但这些活动的逻辑似乎有些奇怪。我们参加了许多由大品牌赞助的活动,这些品牌通过社会影响力 “大使”为其品牌创造免费的营销曝光。但与它们在活动管理、传播以及为拍照而投入的资金相比,它们提供的奖金则显得有些微不足道。而我们为什么要与其他影响力创始人去竞争这点微薄的奖金或者所谓的“导师 ”支持呢?我们发声的创始人萨拉也认为,这些活动更像是在为赞助方服务,而非社会企业家。“竞赛对企业家的代价是昂贵的,申请时间长,评审政治化,与组织者在营销和积极的公关方面的收益相比,奖金又很微薄。这并不罕见,特别是对于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创始人来说,有时会觉得自己在被当作一种营销工具,会怀疑所有的时间和努力最终是否值得。”

甚至,这些比赛可能是在对急需资金或知名度的企业家进行剥削。被广为宣传的加速器Laudato Si,鼓励初创公司解决气候危机相关的问题,获胜方可以前往梵蒂冈并获得十万美元奖金。但在经历了漫长的申请过程后,获胜的初创企业被告知,如果他们想要赢取奖金,则需要自己对奖项进行众筹。

企业所承诺的“合作关系”和对社会企业的供应支出同样难以捉摸。2020年,思爱普(SAP)发布了《5 & 5 by 25》倡议,该公司承诺,到 2025 年5%的采购支出将用于社会企业和多样化供应商。但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其95%的采购支出仍将用于传统的、由白人男性领导的公司。

那么,公共部门的基金或基金会的拨款呢?虽然这些资金绝大部分仍限于非营利组织或慈善机构,但利好的趋势是,这些部门对资助致力于创造社会影响力解决方案营利实体的态度越来越开放。需求清单正是受益于政府拨款,得以在其它地区测试和扩展我们的软件,事实证明这笔资金对验证我们的模型至关重要。

但公共资金的缺点在于,其申请和报告要求十分繁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实现合规要求。例如,直到 2021 年初我们才收到 2020 年 6 月批准的新冠疫情“快速反应资金”;曾有一个资助方要求我们提交登机牌,以证明我们参加了他们主办的活动,实际上我们是该活动的发言人之一;另一个资助方则要求我们提供显示与会者名单的Zoom截图,去证明我们确实举行了会议……这样那样的繁琐要求抑制了创新,有时甚至完全扼杀了创新。

下一步该如何呢

是时候去重塑影响力投资生态了。过去十年中,新冠疫情、冲突和气候灾难暴露了全球各地不同机构的不足。随着这些问题愈演愈烈,需要加大对有效解决方案的投资。继续维持社会创新投资不足的现状,只会注定失败。

对于社会投资,慈善家和社会企业投资者需要加快其投资的速度和规模。一种直接的方法是,基于种子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快速批准投资以扩展解决方案效益。资助方也可以基于信托和合作关系追加对现有受资助者的紧急投资。正如Omnivis的凯瑟琳·克莱顿(Katherine Clayton)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利用风险慈善,降低壁垒,直接开出支票。“如果我们能以投资Web3公司的速度来投资注重影响力的公司,那么我们就能创造更大的影响力。速度是通往成功的要素之一。”

事实上,投资速度的提升必然伴随着更大金额的投入,以此才能够实现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西格玛学院(Sigma School)写道:“为了满足全球需求,需要将更多的资本用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尚且需要数万亿美元才能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关键社会和环境挑战。”专注于社会影响力的加速器项目少之又少,而且与传统的科技加速器相比,它们缺少前期投资标准。影响力加速器为社会企业带来了更快的增长和更大的影响力,但相对于推介会和导师指导它们更需要资金支持。与其像思爱普的倡议那样着眼于从2%到5%的增量变化,不如调转叙述,挑战将95%的支出投资于女性和有色人种拥有的公司或社会企业?

同样重要的是,公共部门需大幅拓展社会影响力金融及配套政策服务,以促进创新。一些政府正在为问责性和采购铺平道路。例如,加拿大政府承诺将从女性及BIPOC企业采购,英国引入了社会价值作为衡量投资的标准,德国开始要求企业对道德供应链负责……这些政策解决了社会融资的供给侧问题,但进一步解决社会创新投资的需求侧问题同样重要。对此,我们提倡推行紧急金融服务、社会影响力债券、加速器项目、贷款利率减免,以及增加对成功解决方案的公共投资。

我们还认为,慈善机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需要摒弃硅谷模式,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优先考虑规模和回报的模式会使竞争优先于合作。这需要去理解相互依赖而非单打独斗的企业家神话。Coralus(前身为SheEO)在支持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企业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模式旨在通过 "汇集社区资源和众包决策 "来改变竞争环境,积极投资于支持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企业,而非仅仅追求单独的回报。

我们需要投资于部门、整体性的解决方案。让我们把有前景的解决方案的企业家聚集起来,给他们几百万美元,并鼓励他们合作;让我们放弃资助 "竞赛",而去资助合作关系,以解决紧急问题;让我们要求直接受问题影响的人参与解决方案的设计的全过程;让我们用现金来补偿所有 "入围选手 "的时间和精力。于此同时,影响力投资者应该像风险投资公司根据财务回报的潜力寻找初创企业一样,寻找处于种子阶段具有双重成长性的社会影响力企业。

事实上,许多社会企业家正在试图解决那些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适用于加速器、风险资本、规模扩张、竞争和高回报的世界。迫使公司进入这种模式,会导致社会企业家只能推行解决边缘问题的产品。这种心态和 "赢家通吃 "的竞争会制造出零散的而非解决根本问题的整体性解决方案。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模式和人才来应对这些挑战,所缺少的是意愿和想象力。

阿曼达-莱文森(Amanda Levinson)和娜塔莎·弗雷杜斯(Natasha Freidus)是需求清单的联合创始人,她们共同入围了2022年Inc女性创始人百强榜单。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2年11月17日

原标题:The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Mirage

关键词: 在影响力投资幻象中寻求真实 马纳尔卡希 影响力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