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宽、用猛的“结构问题”

用宽、用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有一个结构问题。结构失调常常是比理念失调更常见的一种毛病。

316年（西晋灭亡的那一年），西晋大都督麹允丢了北地郡（陕西耀县），《资治通鉴》从宽猛角度分析麹允失败的原因：“麹允性情仁慈宽厚，喜欢拿爵位取悦人。属下各位太守都兼任将军，手持皇帝符节。村堡的首领，小的也都让他们借用银印、青绶，加将军的名号。但是恩惠却不施及下层兵士，所以造成将领骄横放纵而士卒离心怨恨。”麹允实施的军队管理宽猛结构明显失调，他肯施恩，但是只针对军队干部，下层士兵则没有得到好的激励。这种军队是不能打仗的，稍遇挫折部队即行崩溃，因为广大士兵根本没有死战之心。

麹允案例的尺度较小，梁武帝萧衍在国家层次存在严重的宽猛结构失调问题。《资治通鉴》511年记载，梁武帝对同姓亲族宽厚，对朝廷官员也优待爱护，其中有犯法的都超越法律为他们开脱。而老百姓有罪则一律按法处置，并且到处株连，不管老幼一概不免。百姓走投无路，各种作奸犯科的事就更加严重了。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南京江宁一个老头拦住御驾说：“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酷，对权贵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打一个颠倒，则天下大幸呀。”

江宁老头要求梁武帝在宽猛结构上打一个颠倒，就是对皇亲国戚、帝国官员要严，对老百姓要宽。梁武帝好像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梁帝国宽猛结构失调的问题在未来30多年中不是得到缓解和调整，而是更加恶化到整个帝国法制崩溃的程度。549年，86岁的梁武帝终于身死国灭，这也是帝国法制崩溃之后的必然结果。

谈宽猛的结构问题，不能不说到“外儒内法”。儒家讲仁爱，法家讲严刑峻法。打一个比方，法家和儒家就像一对父母，法家是白脸，儒家是红脸。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中国人一向认为最理想的模式是“严父慈母”，法家和儒家恰好构成了类似的理想结构。

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以“严”取天下，但得了天下之后，又失之于“严”，很快丢了天下。就像一个小朋友，父母对他太严厉了，他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对父母也就没有感情。继起的西汉失于“慈”，搞得地方诸侯国势力太大，有点老爷不听老爷调，西汉政府很头疼，又是削藩，又是推恩，想尽种种办法强干弱枝，社会也因此经历了大动荡。这就像一个小孩子，父母溺爱太过，在他年龄稍大以后就难以节制，老子娘再打他，如果他敢于还手的话，局面就很难收拾了。只有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丞相公孙弘既精通儒家学说，又熟悉法律条文，因此能够“缘儒而饰法”，就是用儒家的慈来装饰法家的严，从而找到外儒内法的宽猛结构，就像在苦药外面包上一层糖衣，这样吃起药来就不那么痛苦。外儒内法由此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是“外儒内法”，而不是“外法内儒”呢？

道理很简单，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宽，实质上严，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管孩子要管在点子上。会管小孩的父母并不三天两头打孩子，而是和颜悦色，但内在自有一种威严，小孩子由此知道自我约束；不会管小孩的父母，成天凶神恶煞的样子，但内里并没有主张，小孩骨子里也没有畏惧心理。机灵一点的小孩都知道假如自己做错了事，不过忍受一番没有章法的雷霆暴雨，但疾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夜，很快就会没事的。

法家严刑峻法的终极目的是“以刑去刑”，就像一位严父，并非没有爱，而是藏在心里。在法家看来，儒家恰如慈母，娇宠孩子，最终恰恰是害了孩子，也会危及到整个家庭，所以法家坚决反对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把儒生称为社会上的五种蛀虫（五蠹）之一。在严父慈母的家庭结构中，只有严父有可能担当主心骨的角色，慈母则没有可能，一个不能担当教育辅导责任的慈母，她的溺爱只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所以儒家教主孔子有生之年一直吃瘪，并没有显著的现实功业，尤其对变法和开创，作用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