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猛政策判断②：用宽还是用猛，跟领导者“德”之深浅紧密相关

宽猛适用的现实条件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观察，就是主体（领导者·君主）和客体（民众）的不同情况。东汉崔寔说：“凡治理天下的君主，如果不是具有最好的品德，则采用严厉的手段就能够治理；采用宽纵的手段就混乱。”春秋时子产也说过类似的话：“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就是说，领导者在道德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只能用猛，不能用宽。这一点跟蝴蝶模型九要素之一的“信”有关，如果领导人没有强大的道德力量，那么从大处说，民众就不能产生信仰；再次一级，不能产生信任；再次一级，连信心也没有。“法”与“信”是人性的平衡木，既然“信”方面没有任何法码，唯一的办法只能加重“法”（用猛），才有可能维系组织当前的运转。

一个没有道德感召力的领袖是窘迫和痛苦的。比如灭亡唐朝300年天下的后梁太祖朱温，用猛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为了防止士兵逃跑，他命令在每个士兵的脸上黥上部队番号。这些士兵从此只能为朱温卖命，不能逃跑，逃跑了也没有地方敢收容。标示“信”的水银柱降到零以后就会出现这种可怕的状况。朱温不能立信，因此即使因缘凑合当上了皇帝也长不了，他所创建的后梁帝国只存活了17年。在中国大分裂、大动乱的年代（如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朱温的这种做法决不是绝无仅有。906年，朱温进攻河北沧州，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悉发境内男丁15岁以上、70岁以下，黥其面曰“定霸都”，儒生则黥其臂曰“一心事主”。这些做法实在可笑，士卒脸上刺青“定霸都”就能建立打仗必需的信心吗？儒生手臂上（不是脸上，总算还为知识分子保留一点斯文）刺青“一心事主”就能建立君臣相得的信任吗？就像现在一些年轻人，在身体上刺青恋人的名字，就能保证后半辈子的爱与忠诚吗？

德业浅薄的领导者在宽猛问题上只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猛，但民众对宽一向有强烈的需求，这就给野心家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比如战国时齐国田氏家族用“大斗出（借），小斗进（还）”的办法暗中施惠于民，最后终于篡夺了齐国政权，姜子牙的封国从此易姓。

对工商企业来说，工会是一种巨大的制度创新，工会使一个组织的宽猛平衡不仅仅系于领导人的觉悟，而是给宽输入了一种力量。假使大多数组织领导人本质上或不知不觉间倾向于用猛的话，工会的力量就显得弥足珍贵。

宽猛政策判断③：用宽还是用猛，要因人制宜、因地制宜

以上所谈是使用宽猛的现实条件中属于主体（领导者·君主）的这一部分，再看客体（民众）这一部分。

西域能够统一于汉朝，是班超投笔从戎率36人创建的伟大功业。102年，东汉朝廷下令召70岁高龄的班超回国，任尚继任西域都护。班超虚心地告诫任尚治理西域的经验：“宽小过，总大纲”，其中心思想无非是用宽，不要对行为细节苛求。为什么要用宽？因为“塞外的官吏士卒本来就不是孝子贤孙”，也因为“西域各国，心如鸟兽，难于扶植，却容易叛离”。骄傲、不可一世的任尚对班超的成功治理经验不以为意，结果断送了西域和平。人与人相互沟通真是很难，同样一句话要在相同的认知水平上达成共识更是难上加难。这其中也有性情的因素，任尚“严厉急切”，班超的“宽小过，总大纲”六字箴言正切中任尚软肋，称得上是因材施教。但老师会教，不等于学生会学，任尚终于失败，连累东汉王朝丢了西域。

对于用宽还是用猛，必须基于现实的客体条件，这种客体条件尤其与地域、风俗密切相关。唐朝崔郾先后担任陕虢（总部设河南三门峡）观察使、鄂岳（总部设武汉）观察使。崔郾在陕虢时，为政宽厚仁慈；但到鄂岳后，却严刑峻法。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崔郾说：“陕虢人穷地贫，我整天安抚都来不及，惟恐惊扰百姓；鄂岳却不大相同，这里地势险要，民族杂居，崇尚剽掠狡诈，不用重刑就难以治理。为政贵在通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用宽、用猛的现实条件还与客体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唐朝刘秩说：“夫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禁”。前一种情况可以用当今某些公司来打比方，当初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全员持股，现在公司上市了，员工都有钱了，甚至每年的分红远大于工资和奖金，因此想努力工作的人就少了，这就是“人富则不可以赏劝”。后一种情况在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时屡见不鲜，太穷了，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寻死不如闯祸，这就是“贫则不可以威禁”，也是老子所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