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一系列要求时，特别强调了反商业贿赂问题。“要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最近，国内某商业杂志记者朗讯公司爆出商业贿赂丑闻，并在美国遭受250万美元的惩罚一事，采访了张华强研究员，邀请他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问：为什么近年来，朗讯在中国就爆出了两次商业贿赂丑闻？类似朗讯的商业贿赂并非是个别企业的做法，要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和中国反商业贿赂的前景？

张华强研究员答：首先需要明确一下，所谓“250万美元的惩罚”是以“和解”的形式出现的，强调“和解”这个字眼对于把握这个事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为什么朗讯近年来在中国就爆出了两次商业贿赂丑闻，其中即有市场普遍性的原因，也有我国市场特殊的原因。

普遍性的作用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利益的驱动使它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可以获利的商业机会，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前景广阔的市场里。

特殊性的作用是由我国改革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国情决定的，那就是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朗讯公司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辩解：在一个并非完全公平的市场环境里，老实做事的企业恐怕会失去很多的商业机会。似乎他们如果认真执行《反海外贿赂法》，一些重要的机会就将被更多具有所谓“灵活性”的企业抢走。应该承认，“洋腐败”的产生在我国有它的“土壤”，类似的辩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潜规则的作用不可忽视。说到底，潜规则的问题还是一个市场环境对于公平、公正的追求远未彻底所致，是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洋腐败”可能表现的更严重一些，次数相对多一些。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内也有人对朗讯表示出了同情，认为它是潜规则流行环境下的牺牲品。但反过来说，潜规则毕竟见不得阳光，若没人去买单，坚持走显规则的阳光大道，潜规则也就没有了市场。上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作用是相互影响着对方的，有些像鸡与蛋的关系。说它是“入乡随俗”，如果不是推卸责任，就是对中国市场环境的妖魔化。

毫无疑问，类似朗讯的商业贿赂并非是个别企业的做法，像此前的德普事件，还有西门子贿赂案，三星因此陷入分裂危机。一方面，美国《反海外贿赂法》颁布于1977年，说明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类似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另一方面，类似现象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的弊端，属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就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其间“有66个国家的2200多家公司为获得伊拉克石油合同，共向伊拉克官员支付总额高达18亿美元的贿赂”。

关于如何看待事件本身，我认为要坚持两点，第一是冷静观察；第二不能麻木。毫无疑问，朗讯因对中国“官员”实施贿赂而违反美国相关法律受到惩罚，说明美国反商业贿赂的法律制度还是很有效的。但是这并不说那里就是一片乐土，“250万美元的惩罚”以“和解”的形式出现就说明其反商业贿赂有一定的妥协性；朗讯“自愿”认罚也不是说美国公司一个个都成了圣徒，在竞争中有不规范行为的绝不仅仅是朗讯一家，既使在美国本土，像安然公司高管做假账之类的丑闻也时有发生。同时我们也不能无动于衷，这不仅是指对涉案人员要进行必要的追究，更重要的是要在反商业贿赂制度的建立健全上进行认真地反思。事实上想无动于衷也做不到，因为有人已经从反面在朗讯案件中汲取“教训”，使得商业贿赂更加隐蔽，例如不再注明商业贿赂开支的用途、去向等等。有关方面如果还凭老经验去查处，显然难以应对。

关于中国反商业贿赂的前景，如果要分出悲观与乐观两种趋势的话，我对我国反商业贿赂的前景表示乐观。我认为商业贿赂的案发将会受到有效的扼制，“拐点”即将出现。这基于以下的理由：

一是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指导思想。就中国改革的路线而言，党的十七大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尽管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十七大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必须是和谐社会。发展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和谐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社会层面来说，和谐意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比如处理“好”与“快”的关系，过去快字在前，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对商业贿赂容忍度就大一点；党的十七大将好字放在前面就不一样了，这将更重视社会公平和正义，反商业贿赂日益受到重视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是“航母”或者“旗舰”型企业已经形成。尽管“航母”或者“旗舰”型企业在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种种“原罪”，但是在它们形成之后，就需要巩固自己的阵地，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其中包括要规避商业贿赂的风险。也就是说，当富豪们在解决了将事业做大做强的问题之后，必然要考虑“基业常青”的任务，以便圆他们一个“百年老店”之梦。早期的创业者已经开始将基业交由“富二代”执掌。按照传统文化，在企业传承的过程中，总是要以诚信传家的。他们应当明白，尽管有利益的驱使，如果不肯做短期利益的牺牲者，将必然成为潜规则的牺牲者。在“航母”或者“旗舰”型企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自我“克制”下，就会对中小企业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加大了商业贿赂的门槛或者成本，从而在数量上有所收敛。

三是人心思治。这是我对我国反商业贿赂的前景表示乐观，最主要的一种认知。假如人们对商业贿赂的“乱象”恨不起来，那么这个民族在反商业贿赂方面就没有希望。把商业贿赂的渠道当作一种“资源”加以利用，这就是荣辱观的颠倒。只要能把这种颠倒的荣辱观再颠倒过来，商业贿赂就会成为过街的老鼠。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荣辱观正本清源的迹象。此前发生的德普事件中，德普被处以480万美元的罚款，几乎是朗讯案的两倍，那个时候只是在专家层面受到重视；而这次虽然朗讯的案款虽然没有上次大，却受到更多民众关注，这可以看做社会意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