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芯”的硅谷式启动

　　当邓中翰接受周光召代表国家发出的邀请时，这个在大学时代除了每月向家里要几十元生活费外对生活再没有其他想法的人终于确定了人生方向。而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3个好朋友一起来做这件事。
　　避开英特尔、三星这些芯片巨头，这种战略让中星微的亮相就像斜刺里杀出一匹黑马。
　　吸纳风险投资、全球化思考，这让中星微俨然是一家硅谷模式的芯片设计企业，与以前中国在重要的芯片设计领域所采用的国家投资、科研单位承担任务截然不同。

　　受命组队

　　周光召看中邓中翰并不是心血来潮，满腔爱国热情、人品和学业优秀、硅谷的成功创业经验……这些品质让他觉得邓中翰正是可以振兴中国芯片产业的人。
　　对邓中翰来说，这却是一个艰难抉择的过程，中国的产业环境不好，而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正欣欣向荣。思考中，他想到了田长霖校长的话，“如果你真能同时读下 3个学位，的确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有一天你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财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奇迹，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当初田校长在答应邓中翰学习经济学的请求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邓中翰在留学之初，抱着的就是深造的念头，并没有想过不回来。此时，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怀有的那种责任感又适时地蹦出来了，再加之国家的信任，对事业可行性的评估，再三考虑后，邓中翰终于答应了周老。
　　但邓中翰很清楚这件事的份量，光自己一个人回去是做不成事的，必须得有一个团队，用一个核心的文化、核心的凝聚力来构筑公司的起点。那么去哪儿找到志同道合，肯和自己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呢？将要成立的公司不同于一般做消费品，注重市场概念的公司，是要靠核心技术来抢占市场，所以核心团队一定要懂技术。同时彼此的个性特点也要能相合：在创业的过程中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困难，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家一定要能携起手来。
　　师弟“张辉”第一个出现在邓中翰的脑海中。1998年，张辉已经毕业，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无线通信、低功耗芯片的研究。从1998年年底开始，他发现好友邓中翰频频回国。邓中翰也在有意识地一点点向张辉透露：自己正在和信产部酝酿以新模式发展中国的芯片产业，而且已经向包括李岚清副总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介绍了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在有了足够的了解、心理准备和思考后，当邓中翰拉他入伙时，张辉并不吃惊，但他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在硅谷生出的创业梦。
　　之后，邓中翰又想到了杨晓东，他们是在一次次的硅谷学术交流会议中认识的。作为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杨晓东有在英特尔和惠普的工作经历，长期从事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的研究。虽然十几岁就从上海来到美国，但杨晓东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和邓同样，在大公司工作的经历让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在有高成长性，每天都能接受新挑战的环境里工作。当邓中翰提到要做一个技术上绝对领先的公司，而且是在中国时，杨晓东爽快地答应了。
　　“美国就像一片已经成熟的森林，你也可以生长。但你长到一定时候举目四望，周围的空间和各种机会都差不多，大家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你能有的资源别人也有，没有什么有破坏性的力量让它产生改变。在中国，集成电路这片森林是崭新的，有很多机会存在，但有一定的风险，一个闪失可能就夭折了。我们在美国的那片森林里曾经锻炼过，知道如何规避风险，所以有一定的优势。”仅仅只因为爱国就离开已经熟悉的国外环境是不现实的，杨晓东其实对回中国的发展看得很清楚，而这也是中星微其他“海归”们的共同想法。
　　后来邓中翰又找到了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金兆玮，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金曾在电子部十四所参与过一些国家项目，后移民到了加拿大，但和邓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团队组成后，4个人专门做了如下分工：邓中翰是一个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的人，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所以主持大局；张辉擅长站在各方的角度看问题，协调和平衡能力很强，因此负责市场；说话和走路的频率都比别人快的杨晓东则是对技术充满了激情，那就完全专注于技术；金兆玮和再难缠的人都能打交道，所以抓销售。
　　就这样，带着互信，这几个不同时段的朋友跟邓中翰一起开始了新的创业。直至6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核心团队依然完整，没有一个人离开。

　　不和英特尔玩

　　周光召说服邓中翰后，将其介绍给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曲维枝副部长，落实具体事宜。邓中翰向曲部长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做核心技术，必须一开始就要抓住市场的突破口。技术是随着市场发展的，只有找准市场定位，才能找准技术方向。
　　中国的集成电路以前总是跟别人做同样的东西，比如说CPU，老想着取代别人。但跟踪意味着永远都处于产业的弱势。为什么一定要和CPU中的英特尔、内存芯片中的三星这些巨头硬碰硬呢？如果结合新应用开拓出一系列别人还没有的技术，那自然就是老大。
　　而且以前中国的很多芯片项目都是立足本国的，而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没办法分层，不可能做成中国的或是美国的芯片。放眼望去，世界上成功的芯片公司都是全球化的。这意味着，从技术产品的切入、策略合作伙伴的选择、产品的销售、行业标准以及核心竞争力等各方面，芯片的商业模式从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要进入全球的产业链。
　　“你要吃饭的话，只能去附近几家中的一家，不可能为了一顿饭跑到美国去。所以服务业一定是本土化的，但是没有人会只买本地的芯片，本土化服务和技术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从技术而言必须是全球统一，就像微软的操作系统必须全球统一一样。”张辉以幽默的方式说明这个问题。
　　邓中翰提出在数字多媒体领域可以大有可为，当时这个领域相对较新，一些大企业重视不够。而且由于当时以英特尔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设计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的冯·诺依曼的运算方式，处理数据时能耗很大，并不适合对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体领域。既然没人注意、也没人做得好，这里自然适合去填补空白。
　　应该说邓中翰在当时选择多媒体芯片领域作为突破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1999年手机的功能还很土的时候，他就提出手机肯定会提供相机、视频等功能。但当时谁也说不准未来究竟会怎样，还是有些冒险。但邓中翰想的是：不冒险，又怎么有机会？
　　具体的产品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酝酿好了。英特尔前高级副总裁，退休后投身风险基金的摩尔·戴维·道曾跟邓中翰提起：PC摄像头肯定会成为趋势，英特尔甚至在1999年在美国开始卖英特尔品牌的PC摄像头，这也是英特尔唯一直接出售的终端产品。虽然英特尔的战略眼光很对，但是其芯片的架构不适合做这种多媒体处理所需要的低功耗、低振幅的芯片。因此摩尔建议中星微从PC摄像头切入多媒体芯片领域。

　　信产部成了VC

　　当团队们在一起讨论选择以何种方式做芯片时，一下子就达成共识：Fabless(无工厂)，只做芯片设计，相对容易启动。虽然当时国内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但可以拿到台湾制造。
　　芯片的商业模式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芯片技术可以分为“设计”和“制造”两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设计技术，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条芯片制造的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十几亿美金，而芯片设计的投资则要小好几个量级。
　　以英特尔为代表的IDM(整合型元器件制造商)，就是将芯片的设计和制造结合在一起，规模巨大，CPU和内存芯片等都是以IDM为主。伴随着新应用，后来逐步衍生出一系列新类型的芯片，如手机、数码相机中的芯片。为适应这类芯片变化多、应用广泛的特点，Fabless的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模式的芯片企业基本就是纯粹做设计，然后将设计出来的芯片委托代工厂流片、测试和封装，最后制成正式产品。
　　企业的商业模式已然选定，但最终能做到多好，大家心里还是没底。毕竟当时中国半导体产业在专业人才、经验、技术等方面还非常落后，而中星微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整个产业环境的制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是一腔热血就回来了。”张辉说。
　　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才能把国家意志和企业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信产部而言，国家对产业布局自有考虑。中国向往硅谷的技术，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模式的创新，这其中包括技术转换模式、技术管理模式。信产部也想抛开以往那种不成功的，以科研单位为主的模式，而在企业平台之上来发展。考虑、商量再三，最后大家达成一致：以信产部电子发展基金的1000万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以风险投资的形式进入；而邓等4人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
　　为了便于公司管理，在与有关部门沟通时邓中翰明确提出：“这公司要由我做董事长。”他的想法与信产部不谋而合，信产部也希望由他们来挑大梁。最终信产部只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并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中星微又进行了3轮融资。据当时信产部中星微项目的直接执行人，现盈富泰克创投(信产部为了管理所投资的基金后来专门设立的公司) 总经理刘廷儒透露：“虽然我们开始占了相当大的股权，但是在中星微以后的融资过程中，新引进的投资者所稀释的都是我们的股权，管理层的股权并没有动。这样就保持了对管理层的激励。”
　　因此到IPO之前，信产部的股份只占10.9%，而中星微的管理层依然保持在34.2%。在IPO后，信产部出售了手中握有的10%的股票，收回了10倍于当初的投资。目前中星微的管理层持股25.5%，员工持股20%左右，其他的则为新老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