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自本周起，我们将推出这个名为“中小企业古今谈”的专栏。其宗旨是用《二十四史》中各朝代开国之君及其部属行军打仗、治国安邦的法子来诠释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以古鉴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创新意识，只是在创新时多半会羞羞答答的，打出“托古改制”的旗号，玩“借尸还魂”的把戏。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一向讲王道、厚古薄今——在“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打麻将”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这个传统一再被发扬光大。这也难怪，在当官发财已成了一种正当的价值取向的今天，当官发财之道自然随之成了“显学”：讲当官之道叫管理学，讲发财之道叫投资学。过去几年，此类书大量涌现，《水煮三国》、《水淘三国》、《麻辣水浒》等等。总的来说，笔者的套路与他们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笔者将以写“阳谋”为主，而不像他们尽写些阴谋诡计。笔者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笔者已经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的教导“深入到骨髓里、融化到血液中”。二是笔者一向认为，“以古鉴今”的实质就是把“阴谋”变成“阳谋”的一种写作活动，用知识管理学术语讲，即把隐性知识变为显性知识的行为。对于一种建立在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构稽的基础上的写作活动而言，让历史“显化”或曰“浮出水平”的价值就足够大了，道、法、术的归纳则只具有从属价值。

【OKSALES专稿】大概是从《水浒传》开始，中国文人养成了一种“弯弯绕儿”的码字风气，即玩“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把戏，一上来先不写主人公，而是写他或她的对头或叫对立面，且写得非常有讲究。金圣叹为《水浒传》做的批语非常直白地道出了这一点：“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以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施耐庵领风气之先，其他同道也纷纷效仿。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据笔者估算，其难度应该介乎于让一个人“只卖身不卖艺”与“只卖艺不卖身”之间，即比“只卖身不卖艺”难点，但绝对比“只卖艺不卖身”容易；或者说，比让一个恋童癖者保持性倾向难点，但绝对比让一个变性人改变性倾向容易；或者说，比让杰克逊保持性倾向难点，但绝对比让何秀丽改变性倾向容易。

这种效仿在《红楼梦》那里达到了“顶峰”。《红楼梦》玩得那叫邪乎，“远迈前代”。正如脂砚斋所说，它开了两次头儿，前五回是总楔子，先写虚再写实，先写甄（真）再写贾（假），其后在第六回又开了一回头儿，先写芥豆之家，再写钟鼎之府，脂砚斋称其为“移远而近”。

其后，或许是受“浇漓世道，人心不古”的影响，这种习气开始走下坡路，“直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当然，在那之前，严复同学已为我们拿来了洛克、穆勒等人的思想，而在那之后，杜威、罗素等人还亲自“登门造访”，为我等东亚病夫把脉疹断——中国文风也随之大变，曾被我们的祖先斥之为“化外的种群”的西方人的写作方式逐渐成为主流，真至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