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工商银行在选择并购对象时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杨凯生：对于国际并购，我们是有战略规划的，并不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们在对象的选择上，重点关注的是周边国家，金融市场、金融中心所在地的国家，尤其是关注新兴市场国家。在具体的策略上，对于小型商业银行如果收购，我们应该要有控制权，对规模比较大的、内控水平高的、法人治理机制比较健全的，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形象比较好的银行，我们也不一定要控股，不一定要进入他的管理团队，只要进入董事会，及时掌握其经营管理情况，有自己应有的话语权，保证我们的投资权益就可以了。
《英才》：次贷的金融风波这么大，有没有人来找你们，让你们进入？
杨凯生：我们并购是有原则的。首先是进得去，然后是站得住，最后是收得到。进得去就是看准目标市场，有可能进入；所谓站得住就是该控股要控股，不控股的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利益；收得到就是要有良好的投资回报。最近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风波迭起，来找我们谈合作的金融机构确实不少，但我们并不是每个都感兴趣、都想去，必须要符合工商银行的整体发展战略才会考虑。
《英才》：工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在国际并购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凯生：我们在研究并购对象的时候，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往往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考虑的，这个方面的印象给我是比较深的。
《英才》：相对于中国银行界，美国华尔街似乎有着更深厚的金融历史和积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凯生：19世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市场尚处于萌芽状态，而同时期山西平遥的钱庄已经高度发达。那时候中国有50多家票号，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不超过10家，其他全都集中在山西平遥。要说金融历史和积淀，平遥票号相比起美国华尔街是不逊色的，他们的一些管理理念和管理措施到现在仍为许多银行所沿用，中国的银行家应该说从华尔街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也从山西平遥得到了更多的积淀。所以认识中国国情是非常重要的，要立足本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在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时也要“土洋结合”才行。
《英才》：但我们是不是在“商业”二字上还有差距？对于“市场”我们是不是跟国际还有距离？
杨凯生：经济决定金融，所以如果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任务的话，说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也还有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不管我们怎么改，我认为体制也不可能改到和西方完全一样。像这次次贷危机中，整个西方金融市场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各家机构争相逃命，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所以绝对不能把他们的机制看作是完美无缺的。
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法人治理机制，工商银行的董事会从成立到现在，一年多来开会40多次，讨论的议题100多个，研究问题的面之广、之深，国外许多银行恐怕也不多见。我们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这个过程中我们和战略投资者也进行了合作，特别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都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合作项目。我们的人力资源提升项目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实现了由单一的行政职务体系管理到多序列的岗位职级体系管理的转变，为全行员工建立了“纵向可进退、横向可交流”的职业发展新机制。所以说，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是坐着就可以来的，必须扎扎实实往前走才可以。
综合化：“我是一个看重过程的人”
“如果18岁算成人，那么一年365天，天天过来，少一天也到不了18岁。”
在工商银行未来的战略中，金融业务的综合化经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除了已经成立工银瑞信基金公司涉足资产管理、成立金融租赁公司拓展金融租赁业务外，参股保险公司等设想也已进入工商银行的战略规划。
在杨凯生眼中，工商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更看重过程，现在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使工商银行在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杨凯生说自己是一个看重过程的人，他说“如果18岁算成人，那么一年365天，一天天过来，少一天也到不了18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