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柳在北京东三环上焦急地等待，他的车已经堵了两个小时，这意味着他不能及时将新近的货摆上柜台。几乎每天，小柳都要在这条路上来回一次，从南三环木樨园的手机卖场拿货，然后摆到自己位于麦子店街七彩大世界的柜台上出售。如果某一款手机的销量不畅，他还可以去找卖家更换机型，不过他需要承担因为价格波动而导致的亏损，有时候一款机器在一天之内会出现十元左右的调整。

小柳卖手机已经有五年时间，去年因为要“谋求更大的发展”来到北京。他卖的手机都是诺基亚、三星等主流品牌，价格却比市场上同样的机型便宜不少。一款诺基亚最主流的N95手机在专卖店要买到五六千，在这里只要数百元就可以买到。还有些看起来质量更好但价格偏高些的“水货”，“我们说起来是卖走私的水货，其实都是翻新机。”小柳坦称，“就是你们报纸上说的‘黑手机’！”

坊间流传的“黑手机”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走私的水货机、假冒仿冒机和翻新机，其中假冒仿冒的黑手机，即通常称的“三码机”、“五码机”市场比重最大。

而小柳每天去进货的木樨园手机市场则被很多人认为是，“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最大黑手机集散地”。

木樨园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在这里的方仕通等通讯市场里走上一圈，你一定会大开眼界，NCKIA，SonyEricssun这些与正规品牌一字之差的手机充斥其中。如果对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不满意，可供顾客选择的直接仿冒正牌手机品牌和外形的假机同样品种齐全。与正规的手机销售店摆放产品模型不同，这里的柜台里都直接摆放真机，推销心切的店员会主动帮助你给手机装上SIM卡试用。“谁会这么无聊摆模型啊！”一位年轻的店员说。当然，这里最多的买家是像小柳这样遍布北京大街小巷的手机零售商，这里和北京西边的公主坟是他们的主要进货渠道，“有的柜台每天能卖到600台。”一位胖胖的李姓摊主对这里的繁荣已经习以为常。

深圳华强北通信市场、上海地平线通信市场、成都通信大世界，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类似木樨园的手机集散地，每年数千万台的黑手机正是通过这些渠道发往全国市场。

“今年尤其猖獗。”定位在中高端市场的索尼爱立信公司也感受到了黑手机的来势汹汹，其中国区副总裁宁述勇坦言，“有的是模仿，有的是抄袭。以前还有的干脆就没有牌子，或直接写错牌子。”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最新手机市场分析报告，2007年上半年国内黑手机的规模达到2343万部，约占国内市场1/4左右。而这些黑手机绝大部分都来自深圳。

“我们现在几乎无路可走。往上是跨国公司，往下是深圳的地下厂商。深圳做手机的链条特别全，还不用交税付工资什么的，成本价比我们足足低了30％，根本没法竞争。”曾一度在国内市场与摩托罗拉、诺基亚比肩的波导股份（600130.SH）董事长徐立华对《中国企业家》如此慨叹。

“我们的货都是从深圳来的，这里的售价也就比在深圳拿货价高30块左右，我们赚钱靠走量。”那位姓李的摊主没忘了强调自己是薄利多销。

 强大的黑色链条

“现在不是旺季，春节之前的销售最好。”张生(尊重采访人隐私，本刊化名)极为了解地说。虽然只有26岁，但在业内他已经属于“资深人士”。2001年，他开始在深圳从事翻新机批发，如今已经在深圳华强北的租下了几处柜台。不过他通常很少出现在柜台，“一般都呆在家里。老客户都是通过电话下单。”

张生有些瞧不起那些什么机器都卖的黑手机销售商，他只卖三星品牌的翻新机，因为“这样才专业，最好是只卖一两款。”所谓翻新机是指将回收的旧手机换掉外壳等磨损部件后做成新机出售的手机。

“国际化”这个词不断地从张生嘴里蹦出来，这多少与初中文化背景的他显得有些“不搭”，但他的确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他的进货和销售的：新机的原材料——旧手机主要从香港购买，它们主要来自欧洲、北美等世界各地；张生在香港购得这些旧手机后，会利用分散夹带等各种手段通关带入深圳，而大批量的货物则是通过快艇走私，甚至是在边界挖通地道传送，“有些方法，你绝对想不到。”张生狡猾地笑道。

接下来张生要做的就是，“换外壳，欧洲版的频率要改一下，还有一些壳都换掉，液晶花了就换液晶屏、旧了就换掉。”据他介绍，这些手机的外壳确实是原装货，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品牌手机外壳加工厂获取的，有些则通过各品牌的维修点从品牌公司购得。由于加工翻新机的工作量并不大，张生和他雇用的几个人就足以完成，

张生的另一条国际化通路是销售，从张生手中流出的三星翻新机不仅发往诸如北京木樨园这样的批发市场，甚至飘洋过海到了海外。“卖到美国你信不信？”张生诡秘地反问。“有些外国佬尽买那种便宜的，阿拉伯，非洲，还有很黑的黑人，他们很胖，还喜欢用一些香水。”目前,张生“出口”的销售已经超过他收入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