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商不奸，无奸不商。是中国对商人的传统定义，这种定义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产人类对有产人类的阶级仇视。

在大多数人的眼时里，奸商总是在肥头大耳的脸上长着一双细长而狡诈的眼睛。他们总是在别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见死不救，在别人孤立无援时落井下石。他们象葛朗台一样吝啬小气、象妓女一样见钱眼开、唯利是图。

他们在“诚信经营”的店面里以次充好，在“童叟无歁”的招牌下缺斤少两。

“文革”时期主席把中国人的职业等级与社会地位分配并明确划分为“工、农、兵、学、商”，可以看出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商人的厌恶和蔑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对金钱的观念的转变，这五个等级被改变为“工农兵--学商”。不管人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改变和调整，“商”已经是现代人奋斗的最高目标了，而人们对“商”的态度或对“商”的理解也已大相径庭了。

但“商”的本质却永远是“利”，只要有对“利”的“欲”望存在，从商的人就必然会被“熏心”。而在现在社会下的商人们的“奸”却做得越来越“忠厚”，越来越“诚恳”。

这种新奸商们的典型造型无非是：

1．大企业家的形象；

2．大慈善家的形象；

3．大人物的形象。

1983年创立的世界500强之一，美国世界通信公司,2002年却因做假帐达71亿元而被调查后破产;

安达信一直被视为是世界最讲诚信的,以严格正派的特色而成为全球第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代理美国2300家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全求84个国家设有分公司,390个分公司,4700个合伙人8.5万个专业人员;但由于在对世界通信公司的财务审计中造假欺骗，而于2002年8月宣布退出从事了89年的上市公司审计业务。

这是轰动美国也轰动世界的案例，但在中国仿佛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在意或者在意之后马上就会轻易地忘记掉。

有一次我和一位在中国的企业界功成名就的企业老总谈到这件事时，他沉呤片刻对我说：“这种事在中国不会发生”---他说的“这种事”，指的是上述两家企业“破产的事”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

我深深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有一次这个老板的副总跟我说“我们老板现在打个喷，至少有几个人会感冒，一个是银行的行长，一个是市长”。因为他欠银行的钱太多了，而他和市长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所以现在有人说：在中国办企业，两只手都要硬，一手抓市场，一手抓市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听说淅江有个企业，做防盗门的。他每年的年产值大概15个亿，但他一副防盗门的毛利润只有10%，除掉银行利息、除掉管理费用等，企业的利润率是负增长。但政府不会让他倒，银行不会让他倒。他企业的前途他本身并不着急，市长和行长比他可急多了。

他每年在央视的广告费用不低于3000万，他企业在运作上市，他个人是省人大代表，他的供应商源源不断。我真佩服张瑞敏在国外一所大学演讲时讲过的话：在中国做生意，有三个绝招---第一是关系，第二是关第，第三还是关系。

但是企业呢？企业的价值呢？企业的责任呢？企业的未来呢？

在中国这种大企业太多了，这种民企更多。我们很多的民企几乎把自已的企业“做大”当成了一段银行贷款以及市长支持的一种习惯性手段。他们深知企业做“大”后，行长就不会担心，市长就会有面子有光彩。也许我们的市长/行长们也非常清楚这些企业在做些什么，或者他们在这条船上本来就是风雨同舟的也未可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企业必须做大，只有做大，大家才会有共同的好处，共同的归宿。这种加入了政治因素及政府因素的“大”企业其实已经不再是做企业了，他们做的不过是炒作，不过是维持表面的繁华，不过是人在江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