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创造性地在运作模式上另辟蹊径，大胆选择国外产业巨头未能涉足的市场领域，凭借绝对领先的技术将国外巨头从傲慢不屑引向谦恭合作，并直至今天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先者。作为第一家登陆纳斯达克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邓中翰领导下的中星微促使美国调整了对华科技政策。中星微为什么能成功？它带给中国产业界什么样的启示？几进中星微，本刊记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讲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中国芯”故事。

　　前言：2005年12月28日，倍受瞩目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颁给了一个带着浓浓书卷气的年轻人——37岁的邓中翰。他是一家多媒体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中星微”、“邓中翰”、“多媒体芯片”，这些公众还极为陌生的词，为什么却组合出了央视评选的最大赢家？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悄然上市，人们才蓦然发现：与以往那些在美上市的网络服务股不同，这竟然是一家纯粹的技术概念公司。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突破7大核心技术类，申请超过500多项专利，让中星微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芯片设计企业，更是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拥有完整自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企业。
　　邓中翰在纳斯达克闭市式上的签名，成为留在这个高技术公司云集的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个中文签名。

　　第一章 邓中翰的人生转折
　　上大学、出国留学、硅谷创业，当邓中翰沿着这条优秀学生的典型轨迹成长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国创业。但是一次次的人生转折点，却把他往这个方向引去。

　　赢得“挑战者杯”
　　1992年的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3年级学生张辉听说，一个叫“邓中翰”的学长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入学通知书。
　　伯克利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名校，而物理系则是其王牌系之一，前后出了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久负盛名的美国能源部的3个实验室，其中包括曾引发轰动全球的“中美核武间谍案”的著名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所在的洛斯一阿拉莫斯实验室。
　　伯克利物理系被高傲的中科大物理系学生视为传统归宿，而邓中翰竟然来自地球与空间科学系。吃惊之余，张辉对邓生出了几分佩服，但当时并没有机会和邓接触。
　　南京长大的邓中翰读中学时，像其他很多男孩子一样，迷恋上了星空和宇宙，并于1987年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物理系的学生。
　　在学校期间，很多不了解邓中翰的人都把他叫做“书呆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呆”，只是做事情专注，喜欢刨根问底而已。由于为人谦和直率，脾气不急不慢，邓中翰人缘很好。作为中星微创业者之一，金兆玮就是在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和邓成了好朋友。
　　大学期间，邓中翰依然保持着自己那股“钻”劲。大学3年级时，他找到曾对北京人头盖骨做出了国际公认明确断代的黄培华教授，提出自己要做科研。当黄教授将一沓厚厚的英文资料交到他手上时，原本和大家一样喜欢打篮球和游泳的邓中翰就没有了休闲。
　　在放弃春节回家的机会，抱着就当是学英文的念头，苦苦研究了8个月后，邓中翰用量子力学解释了空间射线对地球矿产物质的晶体结构产生的影响。让邓中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论文竟然被该领域核心期刊《中国科学通报》采用了。
　　大学4年级，当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时，此前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邓中翰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是被社会认可，创造出来的科研成果也会被这个社会所重视。不管将来做什么，都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觉得自己应该珍惜时间，而不应该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
　　“这是一个人从幼稚无知的阶段，到相对比较成熟，懂得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时间的重要转折点”。邓中翰认为获得“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后来，当邓中翰发现科大最优秀的学生都去了伯克利物理系时，从不服输的他也选择了这条路，并且如愿以偿。

　　创造伯克利奇迹

　　1992年正值电脑从286奔向386时代，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邓中翰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前沿的冲击。当时的风云人物，“摩尔定律” 的发明者摩尔、英特尔的董事长兼CEO安迪·格鲁夫都毕业于伯克利电子工程系。“也许我该转系”，榜样的力量促使邓中翰将自己的主攻方向改为电子工程系。
　　但邓中翰的想法遇到了阻力，老师担心他能否完成知识结构的调整。邓中翰告诉老师自己在大学时代就做过非常超前的科研，还在世界一流的杂志上了发表了论文，完全有这个能力。最后老师答应给他一个学期考验。
　　于是当一些中国学生都忙着买车和旅游的时候，邓中翰还在苦读，他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和压力，“我是拿了‘挑战杯’的人”。全A的成绩让邓中翰得以顺利转系，然而另外一次更大的转变还在后面等着他。
　　1994年的一次疏忽，由于忘记签证，随导师访问的邓中翰被迫滞留日本，无事可做的他只能出去瞎逛。站在东京银座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群，以及那种富庶和繁华，从未接触过商业世界的邓中翰突然困惑了。
　　“为什么自己离开中国时人们的工资才一百多元，而有些国家会这么发达？为什么有日元、美元，还有人民币？为什么有股市？为什么有产业？穷国、富国、股票、企业、创新……这些在我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考虑的东西突然间全冒了出来。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又是如何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运行？”邓中翰陷入了疑问。
　　徜徉东京街头一连好几天，邓中翰都在想这些问题，他意识到这些东西的背后可能比自己每天研究的电子工程还要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带着疑问，他决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学习，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伯克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横跨过理、工、商，考虑到知识结构和精力的问题，校方拒绝了邓中翰兼修经济学的请求。邓中翰找到伯克利的传奇校长，美国历史上担任顶尖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华裔——田长霖教授，在诉说自己的一番想法后才如愿以偿。
　　当时，后来成为中星微骨干之一的张辉也来到伯克利攻读电子工程学博士，和邓中翰成了同门师兄弟。由于彼此非常投缘，他们还合租了一套公寓。张辉因此目睹了邓中翰凌晨4点回来，早晨7点又出门学习的真实经历。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邓中翰发现这个世界远不是自己当初从技术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狭窄、那么专业、那么简单。他一下子明白了：在体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应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价值会随着商业、股票甚至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发展体现出来。而最大的收获则在于，邓中翰学会了独立思考，不再是别人考托福自己就考，别人去伯克利物理系自己也要去。
　　当这种商业思维和原有的技术思维交织在一起后，邓中翰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学习的好学生了。
　　到1996年年底毕业时，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3个学科的人。
　　这种知识结构使得邓中翰在行事时考虑问题非常细密，很多人在定位他时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到底应该算是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还是商业型人才，因为他实在太像个“全才”了。

　　周光召的邀约

　　毕业后，邓中翰曾先后在Sun和IBM工作。1996年，正当IBM的“深蓝”计算机和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对决如火如荼之时，对此深感兴趣的邓中翰加盟了IBM。仅仅一年，他就申请了好几项专利，还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让当时IBM资深的工程师都刮目相看。但也就仅仅一年，他就厌倦了这种大公司的环境，觉得在这里缺乏自己渴求的创新动力。
　　1997年，邓中翰回到硅谷，就像在浑厚的创业氛围熏陶下的很多硅谷毕业生那样，自己创业。他创办的是一家名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并任董事长。Pixim公司在技术上做的非常成功，在2000年创造了每秒成像8万次的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市值曾达到1.5亿美元。
　　正当邓中翰沿着典型的硅谷生活轨迹顺利前行时，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找到了他。作为忘年交，二人本是旧识，但是这一次，周光召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周老对邓中翰说。
　　周老告诉邓中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
　　因此，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芯片业到底应该如何突破的时候，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
　　“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邓中翰没想到周老会这样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