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企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
时间进入了21世纪，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全球化和信息化，一个是从空间上影响我们：全球化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压缩在一起，形成“地球村”。国与国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被压缩到了一起，相互影响，相互索求，相互满足，相互联系，不能分开。一个是从时间上影响我们：在这个“十倍速变化”的时代里，已经不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是如何更有效地掌握知识，更迅捷地配置资源。
21世纪的中国经济正在转型。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推进中，从“易轨”到“转轨”进而到“接轨”与“并轨”。这一了不起的转型工程使中国经济由封闭走向了开放，由短缺走到了相对过剩；要素市场由几乎没有转向相对成熟，由公有制一统天下发展到民营经济占据半壁江山。
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面临两种规律的作用。一种规律是国际惯例，也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遵循的一种市场规范，这是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结果；一种规律是中国特色，是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并轨的中国特色的规律。如果企业只认识其中的—种规律，不了解另外一种规律，要么是企业成长不大．要么就屡屡犯错误。
可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绝大多数的企业家对当前的这个特殊时代仍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仍然不能理解我们今天看到的变化所具有的那种可怕的、彻底改造的世界力量。他们或许听说过全球化、信息化，或许也知道转轨经济、过剩经济，但对这些概念却往往只是做出孤立的理解，很难有一个系统的把握。表现在其行为上，就是要么糊里糊涂地模仿一些新经济的皮毛，照抄一些新经济的概念，昏头昏脑地东冲西撞，产生一些怪诞和荒谬的行为；要么以不变应万变，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相信过去赖以成功的那套土办法，因循熟悉的轨迹一头走到黑，结果撞得头破血流。
这或许正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改变世界的速度总是快过改变自己，因为我们总是把过去的习惯应用于现在。”但若我们不谋求自身的革命，那么中国一大批企业将不能真正地跨进21世纪，因为新世纪的门槛是全球化的门槛；中华民族将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新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经济。此时，笔者想起了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的盛世危言：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现有的大企业还能剩下几家？
新世纪、新经济，中国的企业需要新的管理思想。这样的管理无疑是立足中国国情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应该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符合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客观实际，彰显“本土性”；但他又应该是面向世界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应该站在新经济的高度，体现时代发展的潮流，体现全球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趋势，凸现“先进性”。
这样的管理思想首先应该是“新的”，也就是说他代表了这个时代，体现了这个巨变时代里整个世界所共有的一些特征，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一些价值观，而这样的特征和价值观将鲜明地区别于过去的时代；这样的管理思想应该是“可用”的，他决不是一些花里胡哨的名词、概念，他必须证明已经被很多企业所采用，已经在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更重要的是，他或许源于西方，但必须可以移植，不仅仅是西方的企业可以用，中国的企业也可以应用，而且可以用得一样的好，决不会“水土不服”；这样的管理思想应该是“和谐的”，也就说，他的种子可能来自于世界，但在融之以中国文化，植之入中国企业，长之于中国环境后，他应该能体现出一种复合之美，一种和谐之美，并最终开出成功的中国企业之花。
（二）知识工作者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管理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伴随着对他们的充分理解和认识，我们就将充分理解这个时代，理解这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新管理”。
知识工作者是掌握知识的人。同体力劳动者不同，知识工作者通晓生产方法本身。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源泉一直是对自然资源——土地、黄金和石油——的控制。突然之间，这源泉变成了知识。知识成为一种资源，它改变了社会结构，创造出新的社会力量，创造出新的经济力量，创造出新的政治。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的转移》一书中写道：“知识的变化是引起大规模力量转移的原因或部分原因。当代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新体系的崛起，这种体系不再是以肌肉为基础，而是以头脑为基础。”
知识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力量，是知识工作者使知识具备了这种力量。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这里讲的“知识”，其实并不是、或不应是我们日常用语中那个“知识”，即可以写在课本里的那种知识。那种知识只是真正的、活的知识的残骸，是物化的知识，是知识的外壳形式。真正的知识，是指主体的一种能力，一种能动本质，一种创新过程。这种知识，是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生产方式。知识的本质是创新，是主体对未来的塑造。知识经济的本意就是人的本性超越资本物性的经济，就是张扬人的本质，让人的本质力量重新回复到自身。从此，人能决定世界，而不是被世界单方面地决定。 |
